知識經濟將要過時了。為了拉大與像中國這樣新崛起的強勁對手的距離，西方商業巨頭正加速推翻原有的經濟格局，欲重建一個新的全球分工體系 — 創新型經濟。他們有意識地將知識經濟當中包括信息生產、知識管理、資源分配等主體工作，留給善長制造的國家，而自己將主攻研究發展等領域，將創新變成一種新的高價值核心技術。

　　這種前景讓那些發達國家感到很亢奮。但對于中國來說，知識經濟過時了，這無疑是件恐怖的事。因為我們最善長的生存方式，就是以知識和技能當作是像玉米一樣的商品，去換取面包來生存。而創新經濟當中，則是將研發能力和成果當成高端商品來交換。原有的教育系統有目標的將我們培養成符合知識經濟需求的人力。我們善長的是去執行、溝通，而不是去策劃和發明。

　　創新型經濟時代來臨，讓我們措手不及。這種型態的經濟，最有價值的人是擁有充沛創造力，懂得設計，能靈活結合科學、藝術、商業、環保各種領域資源的人。我們對這些卻很不熟悉，常常覺得“發揮不出來”，感到很茫然，根本原因在于錮制人心的應試教育。

　　將現代中國描繪成一個貧困的農民經過不到30年的勵精圖治，就變成精明富裕的商人，這是一個情節曲折極富戲劇性的故事。但要講述中國從商人搖身一變，成為善于創新發明的鬼才，則充滿了許多懸念。

　　為了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發展創新型經濟勢在必行。但問題是，創新能不能“加速”，中國特色的創新模式又是什么呢？

　　在亞洲，日本模式的創新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它把歐美的產品拿來優化，做得比別人精致、比別人薄、輕、小、短。基本上，日本并沒有發明什么，它只是優化。韓國令人驚訝地也適應了這種模式的創新，LG、三星幾乎走的都是日本模式的翻版。它們也成功了。

　　日本產品比韓國的產品在質量上更受到全球的肯定，這奠基于日本長達100年以上的工業基礎，以及石田梅巖等人勤奮務實的傳統精神對日本社會的廣泛影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工廠里的管理者已經發現，要打敗西方競爭者，唯有制造出更精密、更講究的產品，對他們來說這種做法比自己搞發明更容易些。當時日本人的工資也比西方國家低了一大截，但日本工廠每日12小時以上的超強度工時強化了他們的競爭力，使得日本產品不僅比競爭者的產品便宜而且質量更好。這使得日本的競爭力逐步追趕上西方，最后成為全球的經濟怪獸。

　　創新經濟不是商業單方的力量可及。中國自主品牌的成功依靠的是國家的整體政策配合，除了商業政策外，學校、家庭、社會等教育基礎也將對人力資源起到重要作用，這將是中國最不可忽視的“軟實力”。工業基礎才剛建立的中國，就要直接跨越進創新時代，很可能失去工業時代修煉生產流程扎實根基的機會，而這正是創新型經濟的基礎—較高素質的制造工人和成熟的管理人才。

　　這個副作用是極富挑戰的，如果失敗了，理論上即使十多年后中國成功的激勵了企業內在創新動力，使產品擁有較新的設計和新穎的功能，它們也會遺憾地令人不敢恭維。它們仍將會是低質量、高故障率的代名詞。因此，在學會飛之前，先讓我們先多加練習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