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美術學院博士、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的會面是在我完全搞不清楚方位的情況下開始的。根據他電話中的指點，我算是比較順利地找到了深圳雕塑院。上了2樓，敲門，開門的是一位留著短發、蓄著短短的絡腮胡子的中年男子，在交換名片之前，我一直難以相信，在這棟外表不起眼、內部裝潢過時的辦公樓中，迎接我的就是創作了雕塑《根》和參與組織《深圳人的一天》等著名雕塑藝術活動的孫振華。

“身體好，肯跑路”

不知是由于他曾經做過兩年“知青”，還是因為骨子里從來就保留著一份不愿停滯、不肯輕易固守現有生活的氣質，從湖北跑到杭州、又從杭州跑到深圳的孫振華，仍然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出去跑的機會，他以一名雕塑家和雕塑藝術策劃者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最平民化、最生活化的人情世態的濡染與震撼。

孫振華本科學的是中文，在華中師范大學畢業后留校，1981年任文藝理論教研室助教，1984年，在中國掀起一股“美學熱”之際，孫振華繼續攻讀華中師大文藝美學專業碩士，1987年獲碩士學位。1986年，他得知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現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要招收中國雕塑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在報名須知上，他看到負責招生的一位老教授、也是他后來的導師寫了以下6個字：“身體好，肯跑路。”常年扎在書堆、渴望將所學知識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孫振華，當時就沖著這6個字去了；在攻讀博士的過程中，他獲得了許多考察歷史遺跡、深入鄉野的機會。1993年，已獲博士學位、在杭州留校任教的孫振華，由于一個偶然的機緣調入了深圳雕塑院工作。他是浙江美院第一個自動放棄教職工作的老師，在當時看來，從杭州這個“人間天堂”來到深圳這處“蠻荒之地”，簡直是他身邊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如今，孫振華安然地守在這棟建于20世紀80年代的雕塑院的小樓中，在幾乎談不上任何裝潢的辦公室里進行他的日常工作。在這座外表極不起眼、內部更顯陳舊的辦公樓中，或許只有孫振華能夠切身體會到，離開校園，選擇深圳，讓他的生活有了質的轉變。每一項大型雕塑藝術策劃，他都需要考慮融資、說服上級領導、招兵買馬等環節，在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他看到將藝術和社會結合起來的實際成果；在深圳這個被視為充斥了物質與功利的城市中，孫振華卻找到了一條將金錢和浪漫主義的理想結合起來的可行之路。

屹立于東門的雕塑《根》，深圳市園嶺住宅區《深圳人的一天》大型公共雕塑藝術，以及深圳市上步中路雕塑景觀示范帶，深圳市深南路雕塑景觀工程等，孫振華在每一次由他參與或組織的雕塑藝術活動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他對深圳這個城市的理解與期望。

從《深圳人的一天》開始，“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的觀念，成為孫振華越來越堅定和清晰的一種立場。孫振華謙虛地將雕塑家的工作設定為“原樣復制對象的翻制工”，因為他認定，一個城市的故事與記憶，總是來源于這個城市的民間記憶，而不是一個小圈子中藝術家們的概念與設計。

“我住過的地方幾乎都被拆掉了！”

孫振華承認，在深圳的確很難找到擁有共同話題、能聊得深入的朋友和圈子，社交生活被他戲稱為“形而下的”聚會；不過，孫振華也很慶幸，深圳的生活卻給他在個人的冥思玄想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使他的精神生活在另一方面得到了滿足。

跑來跑去的孫振華也有遺憾。“我住過的地方幾乎都被拆掉了！”他不無感慨地說。從他出生的湖北荊州母親分到的江陵法院的一間宿舍，到他下鄉時住的紅磚房，到讀大學時的學生宿舍，一直到他來深圳，總共住過的地方有10處左右。讓他驚訝的是，幾十年間，所有的房子都沒有了，當他故地重游，不得不買一張地圖來確定方位。“即使是普通人也有理由懷舊，住過的房子中保留了自己的足跡、故事、青春……然而在飛快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中，人們拆掉的東西也太多了。我找不回過去生活在某個地方、某間房子中的記憶。”孫振華說，“現在這所雕塑院，也已被列入要拆的建筑之列，看來我又要失去一個可以回憶的地方了。”

如果說保留住一件東西的最好方式之一便是擁有它，孫振華卻不愿意選擇，因為他骨子里有一種不愿受牽制的天性。與大多數20世紀90年代前后來深圳的人們不同，在深圳居住10年的孫振華依然在租房過日子，他不愿將心思花在買房后的種種瑣事上；與許多研究藝術的人不一樣，他從不收藏名家字畫，因為光是防蛀、防潮就讓他覺得麻煩；如果外出，他最喜歡住旅館，不為別的，只因為在他將一切都搞得亂七八糟之后，自會有人來收拾得井井有條，說到這里，孫振華流露出一絲孩子氣的詭譎神情。

孫振華很想找回原來在老房子中留下的照片，將其還原為一組雕塑，命名為“我住過的地方”，不過資料收集的過程將會非常艱難，因為生性自由的他，每到一處只會抱著“看到了比什么都強”的想法，很少留影，即使這樣，他依然想嘗試。“這會不會顯得有些自我膨脹呢？”他最后若有所思地說，他的微笑中帶著一絲不易發覺的苦澀。

“為什么深南大道上不能種莊稼？”

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經歷過“上山下鄉”知青生活的孫振華，在適應了安定的都市生活的同時，也擁有一顆渴望皈依鄉土的心。不過他清楚地知道，在鄉下找個地方過上閑適的農耕生活，可能只是自己無法實現的向往罷了，他不可能真正回歸鄉間，在一個沒報紙沒網絡的地方繼續自己的生活。

孫振華將自己這種對鄉土的感情轉而投入他的雕塑藝術工作中，由于始終是一個夢想，便帶有更多理想主義色彩，甚至旁人難以理解的心態。在深圳這個現代化都市中生活著，孫振華會時常想到鄉村和農民。他往往會一個人跑到二線關口，在那里他看到很多農民，種地的，養豬的，甚至是“三無”人員，他會不厭其煩地觀察這些農民在城市邊緣生活著的狀態。

孫振華甚至萌發了要把展覽搬到農村去做的想法。“當代中國的前衛藝術太圈子化，往往只盯著國外最流行的思潮和流派，卻漠視、忽略乃至放棄本國最需要關注的大多數人群，這不能不是當代中國藝術的某種失職。”他說。孫振華甚至構思了把雕塑推廣到農村的具體做法———趁一個集日，在農民聚集的集市上擺出一塊場子。“我想到時候中國的藝術不會缺觀眾、缺市場，甚至前衛藝術與農民遭遇的過程本身也會很有意思。”

在城里種莊稼，是孫振華的又一奇思異想。“我們現在建設城市、裝點城市的手法，許多都是國際上用過的手段和方式。但城市完全可以按照居住在這里的人們自己的需要來設置，不一定國際流行的就是最好的。”看慣了一年一成不變的美人蕉和椰子樹，孫振華渴望回歸田園的感受變得更加強烈。“在深南大道上種不同的莊稼有什么不行？”他的這句話令我吃了一驚，“我相信糧食對人的感情，總要比名貴花木更有魅力。”在孫振華的腦海中，深南大道上中間的隔離帶上可以種上火紅的高粱、金黃的小麥、嫩黃的油菜花……孫振華并不考慮這些北方的莊稼在深圳是否能成活，他只關心如何為繁忙的都市生活注入田園生活寧靜的氣息。以孫振華自己的話來解釋大概最合適不過：“一個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一個有故事的城市，城市公共藝術的任務之一，就是為城市增添故事，這些城市故事的積累和疊加，就有了城市的歷史和文化。”